访谈丨阿姆瑞斯：让“隐匿于日常”的水重新得到关注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王庆奖 / 朱丽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3月版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的环境史作品。书中阿姆瑞斯聚焦亚洲尤其是南亚，将“水的治理”这一时常令人忽略的主题，纳入历史的叙事。如今我们较少关心水对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性，除非遭遇到非常态的事件，比如停水、城市内涝等。然而这只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表象。尤其当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越发严重，我们会发现，关于水的治理还有大量问题没有解决。《奔腾不息》能够从历史的视角，让“隐匿于日常”的水重新得到关注。

阿姆瑞斯在书中评论道，改变水的可及性“是纠正大自然的不公”。这种不公在南亚季风气候区体现得尤其明显：6-9月的降水过剩，在余下的月份降水稀少。只有扭转这种“不公”，才可能维持高水平的文明社会。此外，水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公的根源，高等级的人占有更多的水资源及其产物（如粮食）。

所以，水由谁占有、由谁管理，其实是一个纵贯历史的关键问题。

对于印度而言，英国殖民势力的侵入，开启了印度的近代历史，在颠覆南亚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改变了南亚人与水的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就开始进入南亚，18世纪中叶建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垄断。英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强对水的控制。一个标志事件是恒河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修建于1842-1854年间，沟通恒河及其最大支流亚穆纳河，用于灌溉两河之间的平原。恒河运河全长超过1100千米，被当时西方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是英国征服印度陆地与水域的象征。对水的控制能够为统治权提供合法性——这不论在古代中国、印度还是在英殖民时期的印度都是不变的道理。不同的是，英国的殖民者带来更多的现代化元素：对水的治理，维持着英国在印度的种植园经济，疏通印度通往全球市场的水道，提供让殖民政权得以维持的税收，并且推动印度农村的社会和道德变革。

阿姆瑞斯表示，如果印度的水利史有什么教训可供亚洲参考的话，那就是中央权力不要忽视地方上管理水的传统办法。但这种中央权力，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在水治理上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的旱灾，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一次合法性危机。这次旱灾的诱因是南太平洋的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广泛影响到亚洲很多地区，包括中国。中国将此次旱灾和饥荒称为“丁戊奇荒”，以1877和1878年最为严重，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留下方志记载“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阿姆瑞斯指出，对此次印度饥荒的责任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且催生了印度本土精英对殖民统治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饥荒的残酷性，证明大多印度人生活在不安全中。英国人在印度建设的贸易制度和现代交通（铁路），在印度人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把粮食无情地输送到别的地方去；而集约化的种植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和水源的生态。书中写道，“很多人认为，印度很多人之所以无法抵御降水的影响，是因为英国人的统治使这些人一无所有、侵蚀了他们抵御能力。”这种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成为印度国大党崛起壮大的背景。水治理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密切相关。

现代气象学是殖民时代关于水治理的另一个遗产。而印度是气象学重要的发展地之一。显然，现代科学不会放过“季风气候”这个攸关社会福祉的命题。尤其在“饥荒促进了印度气象学的进步。”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电报技术，使英国的殖民统治精英得以把各地收集起来的气象数据汇总起来，做系统化的分析，从而在宏观地理尺度上解释气候。由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南亚大陆的气候状况，是由远在内亚、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大气运动所控制的。而英帝国的这些气象学研究，又和其他殖民地的研究联系起来，为帝国的农业、航运等事业提供辅助。包括在19世纪下半叶执掌清帝国海关的赫德，也参与了亚洲观察和数据网络的建设。

“谁来控制水”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二战后亚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在革命后掌权的民族主义政权，自信能够比殖民权力更好地管理水资源和气候风险，远离饥荒威胁。而历史的一贯性在于，民族独立后的政权对水的控制更加规模化和制度化。据阿姆瑞斯的统计，目前各国围绕喜马拉雅地区计划修建的水坝，超过了500座。对水资源和水利能源的争夺仍在继续。如今水治理的资金来源更为多样，但水利规模的扩大、主体的多元化，越发引发水利工程对生态影响的争论。在中国的诸子时代，孟子就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原则，“王无罪岁”。统治者不能把责任推到天灾的头上。《奔腾不息》所呈现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承担起“岁”的责任、承担起建设国民气候韧性责任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近代国家受气候应对责任所累的历程。

澎湃新闻与阿姆瑞斯讨论了一些水管理的现状问题。阿姆瑞斯似乎并不算一个乐观者。水本来就是一个深度政治化的话题，阿姆瑞斯在书中把水治理的政治性重新挖掘出来，但对于价值判断依然十分谨慎。以下是澎湃新闻与作者苏尼尔·阿姆瑞斯的对话：

在书中，您从水的角度重新讲述了南亚的殖民史和现代史。其中，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受季风气候的塑造作用尤其显著。您这种具备水文意识的历史写作，能够得到的主要洞见是什么？它们为什么值得讲述？

阿姆瑞斯：我很喜欢“具备水文意识的历史写作”这个说法。我认为最首要的洞察，是让人们看到一直以来被视而不见的东西——不仅是历史学家们视而不见，而且是书的读者们视而不见，尤其是较富裕国家的读者。我们控制、操控环境的能力，其复杂程度之高，使得我们很容易忘记水是怎样在物质意义上支撑着人类生活。对此一些学者称为支撑现代生活的“技术层”（technosphere）。不过这当然是一种奢侈：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多数人，当然也包括南亚的人，他们拥有不可能忽视季风的力量。季风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生存的现实。

另一个我希望坚持的洞察是这么一个观念，水的视角不能同政治史、社会史或思想史的视角分隔开来。人们思考水、谈论水的方式，是政治观念、社会意识的基础。

您曾写道：“我们生活在前人对水的梦想与恐惧带来的意外后果中。”拿印度来说，应对水患的举措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哪些（好的或者坏的）变化？最主要的“意外后果”是什么？

阿姆瑞斯：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人民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是30岁左右。中国1949年独立时，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以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其他地区，也不比这高到哪儿去。大部分这种国家的殖民统治者，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都把被殖民人口的健康和福祉忽视掉了。

在这一背景下，以灌溉为核心关切的水资源治理，在非常积极的意义上改变了印度（也改变了其他国家）：如今印度人的预期寿命接近70岁，而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这还高很多。

但水利也带来代价和无益的后果，相关的风险是一个很长、很令人沮丧的单子：大坝蓄水造成毁林；水利扰乱了地方生态，导致新的水媒传染病传播；水中的沉积物被截断，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使河流的三角洲沉陷；水体的大范围污染；等等。此外，在印度，新营造的水源资源，其分配非常不公平。大型水利项目总是让边缘的社群（阿迪瓦西人）承担巨大的环境代价。

（注：“阿迪瓦西人”[Adivasis]是印度的一个政治词汇，泛指处于部落社群的居民，并非一个民族名。）

印度与中国的比较视角贯穿了《奔流不息》全书。您认为在现代历史印度和中国的水治理当中，有哪些历史的重合和分流之处？在印度的水治理历史中，获得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整个亚洲去了解？

阿姆瑞斯：中国在治水方面的历史远远更为悠久和连续，并且复杂性与效力也贯穿始终。在印度，水治理同样历史悠久，而它是去中心化的。

我认为印度经验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不同的思考水的方式长期共存并且演进。即便水被单纯看作一种资源，在以水为神圣的印度，存在许多种宗教和文化上对水的认识。而印度的“教训”——如果我们能这么讲的话——是要认识到，地方上对保护水体的实践是有效的，即便人们在面对大规模的挑战时，地方的做法或许仍然有效。

根据您的观察，21世纪以来在亚洲，围绕水资源的政治大势是否有什么变化？尤其涉及地方上的脆弱群体，我们是否在为他们做更好的决定？

阿姆瑞斯：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大型水利工程的社会代价，也对环境风险更敏感了。我个人不确定我们是否为脆弱群体提供了更好的关照，但如今各种指引、标准和共同的伦理准则已经越来越系统化了，政策制定者如果希望重视脆弱的本地群体，也有了更全面的参考。

《奔腾不息》的英文首次出版于2019年，自那以后的几年里，水治理越来越受到市场和企业的关注。（比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特斯拉在墨西哥蒙特雷建厂，这两项投资所面临的缺水风险广受质疑。）随着市场和私人资本更多涌入水治理和相关领域，您是否预期“人-水关系”的新变化？

阿姆瑞斯：你这一观察十分重要。在我的书中，大多数情况下的主角是国家政府。而如今民营机构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其中——并且现在他们拥有的投资能力，在从前只有国家才具备。我确实认为未来地方居民与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会越来越多（你提到的两个工厂是很好的例子）。也有人对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大投资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水利设施。

我个人没有被说服。我认为有一种“拓殖”心态仍在起作用，投资者在获取了一些快速收益之后，会迁往他处，留下一地废墟。一直以来，对矿物资源和植物资源的开采往往是这种情况，比如糖、锡、原油等等。

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规模巨大，讨论很多。您认为这种大型引水工程有怎样的环境史理论意义？它们除了作为水渠之外还有什么重要意义？

阿姆瑞斯：我把它类比于印度的内河联网计划（National River Linking Project），它与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规模相当。我认为它们的出发点类似——在印度和中国，水资源可及性的区域不均衡是长久以来的难题。它们同样受到工程学意义上的信心的驱动，认为水可以被控制和引导。

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调水工程本质上是水渠，然而它们的巨大规模和连带的影响使得它们不同。我希望，对这些工程的正、反观点能被充分地讨论，过去的经验、教训能够被吸取。

在环境史，尤其是水利史写作当中，《奔腾不息》处于怎样的位置？

阿姆瑞斯：我认为《奔腾不息》是如今蓬勃发展的环境史写作的一部分，我尤其赞赏《奔腾不息》写作时环境史和水史当中多元化的研究角度。关于水的历史的最喜欢的一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张玲讨论宋朝的黄河水患。那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注：指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副教授张玲写作的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您是否参与过与水有关的环保行动？

阿姆瑞斯：没有直接参与过。我把自己主要的工作放在写作和研究上，而不在环境积极主义。但是，如果我的作品的任何部分对那些努力改善自己社区环境条件的人有用或有启发，我也会非常高兴。